昨日，各大报纸分别报道说：“中国职工工资总额和职工平均工资连续四年实现两位数增长，并分别超过同期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为改革开放以来职工工资水平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
吆！呈两位数增长，多么美滋滋。真叫人大快人心，就象冬天里的一把火，燃烧着全国职工的一片心。我正想为四个“2” 写一篇歌功颂德的文章。不想，浓茶下肚，灵感还未到位，一位朋友来电，坏了我的如意算盘。
这位朋友姓储，人称：“老处（储）”，又叫他“老处男”。那是因为他今年47岁，至今还没有恋爱对象。没对象一则是因为家里住房不是很大，与两老生活在一起，姑娘们觉得如此深入虎穴谋得虎子的方式太沉重，也过于悲壮，没有一点浪漫气息可言；二则是由于自己下岗在家多年，积蓄可怜，姑娘们又觉得把自己青春赌进去，投资回报的风险太大。社会是市场化的，注定了姑娘们的眼光也落向市场化。由于这个悲壮，那个风险，无形中淹没了他想做老公的每一次可能的机会。应该说“老处男”长得不难看，身体又没病，硬部件很灵光，但是，花好月圆般的机遇就是不来。放眼四望，芳草难觅，最终成了“留守处男”。
“老处男”昨天也看了报纸报道，大发其感，说是不发要憋死人。而我，标准一个传声筒、写博迷。我把他的话整理成以下文字，贡献给读者。好也罢、不好也罢，读者自品，那个辛辣味如何：
同志们，大家好：
我姓储，和你们一样，我也是一个工薪簇。不过，我每月拿到手的工资只有四百元，不能与可能拿到四千元月薪俸的你们之比。确切地说，我是一个待岗在家的工人，收入与你们不成比例。在这里不应该叫你们：“同志”。同志应该是工资收入基本相同的人，别称：“同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跟着工人阶级成分出身的父亲姓储，口袋里却储不起一点钱来。对我来说，这确实是一种遗憾。当然我知道，姓储的不一定就是储蓄大户，就象姓金的并不一定就是金子缠身。那么，我想说什么呢？
我，61年出生，八十年代初由职校毕业。记得刚踏上工作岗位，每月领取的基本工资是38元。实际到手是40元出头，其中包括车贴、加班费、2元钱的奖金等。38元工资我拿了一年，第二年基本工资转正为45元。
虽然38元钱工资只拿了一年，但我记忆犹新、铭心刻骨。为什么？这钱虽然不是很大，但够我日常交际与开销之用。除去每月10元钱的银行存款，我还能有较大的活络。如果我拿三元八毛钱上饭店，可以让朋友吃饱肚皮。用二毛钱，可以请客吃一碗味道叫绝的海鲜汤面。去电影院看电影，那是几分钱的事。无产阶级的电影院放映关于工人阶级内容的电影，从来就是不乱收费的。至于上学读书和生病治疗，根本不用担心自己会掏腰包。就是那住房困难问题，厂子里的领导也会想着法子给解决。虽然慢了一些节拍，但绝对不会让工人阶级代表因为没房子住而睡大街的可能。
我留恋38元工资，那是因为我觉得那段日子过得踏实，在生存意识和安全保障上有一种幸福的优越感。虽然这日子过得有些清淡，不象今天这样缤纷华丽，但我根本不用担心天会塌下来，地会陷下去。那时候，我觉得我是自己的主人，想做什么事，只要用心去追求，一定会实现。
为此，我把我全部的爱都倾注到本职岗位上，我真的相信师傅的话：“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我坚持不渝地做了一颗不诱钢材料制成的螺丝帽，固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四个现代化”在世纪末实现作灿烂贡献。
然而，我的灿烂表现并没有给企业发展带来灿烂一页。当改革大潮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时，本企业紧跟潮流，于一夜之间突然宣布改性质，变成私人承包了。厂子里的工人全部被强行买断工龄，然后再部分签合同回聘，进了与日本人合资的企业，成了小日本眼里的“兵”，而大部分人想做“兵”却不成，只能含着泪，拿着遣散费默不作声地回家。
我不服！厂工会主席找我谈话。我说：“昏头了！主席。我问你，我们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吗？谁不知道，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就是工厂的主人。既然是主人，在企业的整改中（我暂且叫“整改”而不叫“国有资产大流失”），有权作去与留的选择。如果你主席认为我的话说错了，那我们现在就去找市长评理。”
厂工会主席忙说：“你不用下岗了，还是我下岗吧！”过了几天，主席回家了，厂区被铁丝圈一道道拦起来了，全厂就我及几位重病在身的人没买断工龄，拿着四百元的最低工资，在家待着，一直到退休。”
我留恋38元工资，那是因为我横竖想不通，有着几十年辉煌厂史的国有大企业怎么说倒闭就倒闭了呢？莫不是早就被蛀空、负债累累了？真的象
38元工资，虽然数小，但我感觉到活得充实、快乐、亢奋，每夜有好梦陪伴。而如今，我拿的是四百元工资，味却苦涩，寸步难行，常常于半夜被恶梦惊醒。为此，我阉割了曾经留下的所有爱好，除非不用化钱的爱好。但这不用投入成本的爱好我至今没找到。我也被迫中断了不少交际往来。人生种种的快乐，以及臆想中的风流渐渐被我看淡。
其间，我试着去找过工作，曾经做过小区门卫、快递员，还做过私营企业里的剥线工、当过“为人民服务”的保险推销员。但是，由于我这颗“螺丝帽”不改村色，不能很好地转换角色，还以为自己就是从前的主人，有着发言权。因而总是与老板在雇佣关系上争个不休。由此，没有一个单位容我做长，最短的只试做了二天，最长的也只是半年时间。原先我跟师傅学的手艺过于单一、落套，现在一点也派不上用场。师傅那句“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话真是把我害苦了，在新职业选择中，我居然一回回束手无策、无能无力。
谁都知道，没有稳定的工作就不会有稳定的收入。而录用单位情愿要年轻人也不要我们这种人。我们不是老油子，可人家老板就是喜欢往这方面去想。我们千对万对，就是年龄不对。年龄限制，这是哪门子孙子捣出来的录用标准。我们心里一百次地骂对方是孙子，而在对方面前居然屁不敢放一个，把自己打扮成孙子还嫌不够，还要在“孙子”前面加一个字：“灰”。灰孙子。
人格呵！人格，一向以尊严为自豪的我，或者说与我同年代、有着相同命运的我们，居然为了找到一份称心的工作而在形形式式的小老板面前低三下四。即便是这样，狗屁小老板们还是挑三拣四，对我们横鼻子竖眼睛。我们犯了什么过错，非要这样作贱自己？以致于把自己弄得面目全非，以为这样才会好受一些？
每回，在人才市场，我们得到的总是讽刺与嘲笑的目光，或者是宛转的拒绝。我们是来找工作的，工作没找到，心境却变得疲劳不堪、焦虑不安。起先我们出门时还对家里人说，今天会有好运。后来干脆就不声不响地出门了。我们就象一只受伤的鸟在丛林中凄婉地鸣叫。太阳每天如可爱的甜饼出现，每天又如一枚破旧硬币悄然滚去。林子大了，什么声音都有，就是没有人注意受伤的我们在想些什么，叫些什么？
一次次希望过后便是一次次无奈的感叹。我们是小娘养的，对着那些要求苛刻老板，我们暗下决心地说：“早晚，我们也会做老板的！”可是，这注定只是春梦，我们没本钱从商。在我们智慧处于顶峰的时候，我们把人生的全部希望押宝在无产阶级的大本营里。我们曾经聪明能干，兢兢业业，我们在技术上不输给任何人。可是现在，大本营不见了，我们溃不成军。在商海面前，我们拱手相让，我们还在缅怀大本营里那段美好时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过于理想主义的悲剧表现。而这时，新生代们上来了，他们高叫道：“让你们抱着老去的理想主义在墙隅痛哭吧！我们的太阳正升起。”
我承认，我做人失败，做男人失败。我好想成家立业、繁殖后代。可又是谁让我坚守处男的堡垒，剥夺世界上另一个不知名的女人做妻子的权力？我，又能拿什么资本来交换这个权力。我无奈，我只能埋头读书，以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二十多年前，我曾也在舞台上高声唱道：《我们的明天比蜜甜》。二十多年后，我居然成了真正的无产者，除了一橱书，我一无所有。狗屁不是。
我怀念38元工资，其实就是怀念那段有着充足主人翁意识感的时代。岁月苍然过去，但我们的心没老。虽然月38元工资不象现在有这么多家用电器可享受，特别是具有那么多频道的电视可看。但是，没有踏实平安的生活保障及安全感，有再多的现代电器又有什么用？正如英国学者约翰.格雷在《人类幸福论》一书结尾时说得好：“目前的社会制度和它所追求的目的是最可悲地不相适应。它的目的是增进人类的幸福，而它的结果则是使人们经常遭到贫困。”
把月38元工资还给我吧！我才不管中国职工工资总额和职工平均工资连续四年实现2位数增长，我要的是从前那种实实在在的生活保障指数。没有这个保障指数，就是3位数增长又有何用？
一个好想成家却找不到燕妮式女人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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