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月前，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喻大人在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那些为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侵华史翻案，特别是为日本侵华战争翻案的言论者，将视为汉奸而论，追究其法律责任，并严惩法办。喻委员的提法是针对2006年1月11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上刊登的一篇《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文章而来。该文作者袁伟时在其文中论述说，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之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20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袁伟时认为侵华史在教课中被有意夸大了，不够实事求是。为此，袁在文章中叙述了几件具体的历史事件：比如火烧圆明园是不是可以避免？还有教科书中所回避的“义和团乱杀无辜和烧杀抢掠野蛮暴行”如何解释？

    喻委员对此义愤填膺，出此言论者动机不良，目的就是想为列强侵华史美言、甚至想翻案。其行为不是一般人民内部矛盾可以理解和解决的，而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上了，性质严重，实属口诛笔伐的“汉奸”行为。看得出来，喻委员结论下得坚决，绝不优柔寡断。

   汉奸是什么人？不用解释，我们在电影、电视或书本中经常看到，那些出卖自己灵魂替非本民族的，称之为强寇的敌人卖命，低三下四、没有骨气，这样的人就叫着“汉奸”。“汉奸”行为即卖国行为，可憎！可恶！但什么时候，我们的学者说与中学生教课书上观点不相同的声音就会演绎成一名汉奸了？这是否是一件十分滑稽搞笑的事？

   喻委员认为：言论即行为。不管此人有没有通敌卖国行为，凡损害国家形象与利益，皆为卖国行为，卖国行为等同于通敌行为，不可饶恕和原谅。也就是说：因为“汉奸”通敌，便成卖国贼夫，人民的公敌。

   在这里，我们要弄清一个概念。“人民”是指什么？从政治学说，“人民”可以理解为一个阶级的概念。阶级通常由它的政党来掌控的，而政党又是由政府的实力派所掌控的。于是，问题变得清晰起来，人民的公敌也就是政府的公敌。大家知道，教课书是政府下指导意见编写的。那些学者言论与教课书不合拍，发表一些奇谈怪论，无疑就是与政府唱反调、不同心，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气氛。这样的学者观点不肃清、不校正，更待何时？

   于是，喻委员把与教课书上观点不同者一律视为“反爱国主义”的行为，“反爱国主义”行为与“汉奸”性质毫无区别。相信这种论调不只是喻委员一家所言，市面上共鸣不少，喻委员只是把噎在嘴里的话给说出来罢了！
喻委员的观点让我想起早年看过的一部宣传爱国主义教育的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小说写一对打成“右派”的青年男女，他们俩在“大墙”内产生了爱情火花。当他们俩被释放出来时，却没能走到一起。为什么？因为男的追问那女的为何被劳改时？女的回答说：“如果是杀人罪呢？”男的说只要改了可以不计较。女的又问：“如果是流氓罪或盗窃罪呢？”男的说也可以原谅。女的突然掩面痛哭起来，说：“我……我曾经是有罪于祖国的人！在我被打成‘右派’时，我曾经企图越境潜逃。”男的听到这话如五雷轰顶，坚决与她断绝来往。分手时，男的丢下这样一句话：“别的错误犯了可以改，唯有对于祖国的感情不能亵渎，这是至高无上的感情，我们对她不能有一次的不忠。”天哪！企图越境，不管在什么条件下，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一概被认定为叛国行为。这条原则是不能修改的，改了也不算数。一次等于永远，万劫不复。喻委员的观点等同于如此，把不同的学术观点皆视为汉奸言论；也视为叛国行为，不可原谅。

    平心而论，如果袁伟时以及袁伟时之类的学者所提言论与当下理论教育相悖，那它可不可以作为一种学术探讨交流存在呢？如果不许，那么我认为，我们的社会发展了几十年，虽然经济上有那么一点兴旺，但政治上毫毛改进。记得一九四五年《双十协定》签订，“中国民主同盟”不失时机地提出十项政治主张，其中第10项主张是：“废除党化教育，保障学术研究的绝对自由。”“九三学社”也在其后一年发表针对国民党政府的8项声明。声明中第6条是：“学术思想绝对自由，根绝党化教育及思想统治。”既然学者的学术探讨交流是正常的，那么喻委员此言就是小题大做了。

    曾经担任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新闻所所长的喻委员不妨可以改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为向上递交一份社会调查报告。调查一下学者们为何要翻历史老帐？难道这是时尚？袁伟时只是其中一个代表，还有摩罗、余杰、王怡等人的诀出。如一石激起千层涟漪；也如滚滚长江东流去，浩浩荡荡。

    我想，翻历史老帐不只是渴求一个多元化的宽容气氛早早到来；也不只是为各种可能产生的思想与言论自由并存的时代闪亮登场而鸣锣敲鼓。翻历史老帐暂且谈不上是清算行为，但可以认定是一种比较行为。比较什么？比较民生；比较现时期与那个时期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更是比较中外文化、经济、军事、政治制度、生活质量的种种差异。西方发达国家有翻历史老账的现象吗？没有！也不需要。为何我国学者却热衷于此研究？而且底层是一呼百应。这应该是与“民生”有关。今年是政府提出的“民生年”，“民生”这个问题已经是非谈不可了。“民生”问题一天不解决，旧账没完。若长此以往，不再是翻老帐，汉奸言论不汉奸言论的问题了，而是事关国民生存之大计了，这不是耸人听闻言论。

    袁伟时是学者，学者的任务是什么？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说：“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堵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所有的人都有真理感，当然，仅仅有真理感还不够，它还必须予以阐明、检验和澄清，而这正是学者的任务。…..学者就是人类的教师。” （见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 / 人的使命》一书，P42。）退一步来说，即使袁伟时等人言论严重出格，有损国家利益，政府可以开动舆论机器，用事实例证来反驳。可是，我们的舆论阵地为何总是只有一家之言，一面之词昭示天下？这叫人如何心服口服？一面之词导致的结果是：任何一种与政府、与教课书观点不同的言论者都有可能被扣上“汉奸言论”的大帽子。在无法明确定义“汉奸”的情况下来，仓促拟定一部《惩治汉奸言论法》，无疑将会形成一场空前的言论灾难。

    最后，我想说：我们从骨子里憎恨汉奸，但我们更从心底里憎恨以“爱国”名义给人扣上莫须有的“汉奸”帽子。因为有很多的悲剧就是在“爱国”的名义下发生的，我们且记忆犹新。如此，还人以人，还历史以历史，这并不过分。我们需要一个真实的、廉洁的国家；一个言论自由、经济繁荣的《清明上河图》。这样，我们可以响当当、骄傲地去爱，不会再被人于背后骂“tra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