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2005年将要过去，新春的钟声即将敲响。
这时刻，我独自站在窗台前，向外望去，月色迷茫，黑夜沉沦。于无深处，心潮澎湃。回到小屋，沉沉地吐出一句话：“别了，毛泽东！”
我不是狂人，也没酒喝多了说醉话。我对毛泽东说别了，不只限于告别他本人，而是针对在毛泽东时代下，整个民族群体心理意识为什么会孕育出一种“历史现象”加以探讨，并对它的制度化“作恶现象”加以清算。
我的文章将分三部份予以展开：一、群体心理意识下孕育出来的“历史现象”——毛泽东。二、制度化的“作恶现象”——毛泽东。三、别了，毛泽东。
一、群体心理意识下孕育出来的“历史现象”——毛泽东。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这首歌对生长于毛泽东时代的人来说是极其熟悉的，它诞生于毛泽东在延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原先的歌词被部分更改，并以“毛泽东”取而代之。我们从这首歌里可以引伸出这样两对关系：A、人民与毛泽东。B、幸福和救星。通过一个“谋”字为结蒂，人民需要幸福，靠毛泽东帮他们谋得。而毛泽东靠为人民谋得幸福而成为大众的救星。
这是群体心理意识下产生的典型化观点的表现。所以说，毛泽东的“历史现象”（诞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是它的中国式的产物，而这一孕育的双重作用出现则导出一场关于制度化的恶梦后果来。
二、制度化的“作恶现象”——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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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场革命的成功来划分新旧社会制度，毛泽东很清楚“建国”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因此，有一种本能的心态很自然地驱使他力图把一种合适他个人人格的制度建立起来，即革命制度。这种革命制度是在前期（即新民主主义秩序阶段）为人民民主专政，由这一阶段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则为无产阶级专政。而其实质都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最终的实际状态则是为他个人的极权统治铺平道路。
如同革命时期，恐惧他的革命对象：原政权掌握者国民党一样，革命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对被统治者依然抱着一种革命神经质的恐惧感。因此，毛泽东的第一步棋就是镇压反革命。为此，他制定的步骤分为外、中、内三层。清理“外层”就是清查隐藏在社会上的那些反革命分子；清查“中层”就是清查隐藏在其军政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在镇压反革命清理其“内层”时，则引伸出下一个步骤行动：整党。所谓“整党”即为清洗党内异己分子，也即是所谓的“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毛泽东这样说道：“整党时，首先将‘第四部分人’清洗出去。”在毛泽东的话语里，“第四部分人”即为“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叛变分子、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
顺着这样的逻辑推导，当毛泽东建立起自己作主的革命制度后，其继续革命的对象很自然地由社会上转向其党内。这可以称之毛泽东革命和继续革命的“历史性的选择”。于是，也就有了将高岗、饶漱石两人及其同伙定罪为“反党联盟”而加以实行彻底的革命专政。
同样是从镇压反革命引伸出来，而又独立进行的另一场声势浩大的斗争则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对毛泽东来说，既要用实际行动打破来自反革命的正面“威胁”，又不可低估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的侧面“威胁”。毛泽东最为担心的是知识分子会通过一种意识形态力量的斗争来削弱或者动摇甚至颠覆其革命专政的制度。所以，迫害知识分子也就成为他非做不可的一件事了（后来发生的让知识分子集体进“五七干校”大洗脑就是一件最好的例子）。
似乎这是“历史的必然”，在一九五五年五月至六月，由毛泽东一手制造的对知识分子最大的迫害行动开始了——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清洗和镇压。这是知识分子最刻骨铭心的一次大冤案的开始。
可以这样认为：这是人民民主专政时期，毛泽东滥用权力，对他的人民民主实行制度化作恶的第一幕。第二幕的作恶对象则是对资本家、农民，工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也是其乐无穷。”毛泽东最喜欢说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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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掠夺农民相呼应的就是“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而其手段除了掠夺农民之外，配合其展开的手段就是通过对“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于是，原本个体化的、私营并占有小规模生产资料者的手工业者变成了集体所有制下的雇佣者，原来的资本家变成了没有资本可言而只能靠食属于自己资本本钱红利的受韏养者。至于原先可以自己支配劳动力的自由劳动者——工人，则沦为全民所有制下的雇佣者。这里的集体所有制的全民所有制就是党通过权力强行占为所有的一种领袖垄断行为。
至此，由毛泽东一人极权统治的社会主义制度开始在中国（大陆）建立起来了，从而使亿万中国人民（大陆）陷入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大浩劫之中。
在由新民主义秩序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一九五六年）以后不久，首先被劫难的是中国知识分子。这就是数年之后夏季发生的反右派政治斗争。也就是从这场劫难开始，毛泽东的作恶由对社会力量的打击转向清洗他的党内对手。而其纲领的口号就是“抓阶级斗争”。为此，毛泽东发明了两大名词：“阶级敌人”、“走资派”。两者是一个有机体，社会上的阶级敌人要反对共产党，势必要在党内寻找他的代理人。而党内反对派要同他进行政治斗争也必然会向社会力量“招降纳叛、结党营私”。
毛泽东发动的阶级斗争由社会上转向党内的标致是在一九五九的“庐山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以其领袖独裁，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进行了赤膊上阵的清洗。也是经过这场清洗之后，毛泽东的极权统治达到了顶峰，而使原本已经徒有虚名的共产党内部的一点民主作风丧失殆尽。从此，千成其党内人人自危，而由此也开始了毛泽东极权的衰落。其后的两次清洗是对刘少奇、邓小平资本主义司令部和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斗争。尽管这是以毛泽东个人极权胜利而宣告结束，但是，这同时也是最后导致了毛泽东对自己的极权的一次致命打击。到
在我结束归纳制度化的作恶现象“——毛泽东这一部分时，我不会忘记写下这样历史性的一笔：在整个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制度（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九个年头里，毛泽东对整个民族所作的最大一次恶就是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发动的那场具有世界影响的“红卫兵运动”。在利用青年人政治上的单纯与狂热达到对清洗反对派（刘邓集团）的政治斗争获胜以后，一个巴掌又将这些小将送入十八层地狱：“上山下乡”。事实证明，这是中国第三代人所遭遇的一次灾难深重的残酷惩罚。用林彪的话来说：这是一场“变相劳动”的大劫难。（文章未完）
三、别了，毛泽东。
以毛泽东的死亡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但是，以此就能说明我们和毛泽东远离了，或者说，毛泽东和我们永别了呢？如果仅仅将毛泽东视作一个肉体的话，那上述的观点可以成立，可要是将毛泽东视作一种历史进程中出现的精神现象话，那么问题就远不是那样简单了。以感情用事的态度来对待它是方便的，可这样并不能从根本上给生活带来安全保障。不说毛泽东现象死灰复燃，可它仍然会在某一个早上会变一种形式卷土重来，从而使我们大家再遭一次灾难。所以，这个问题不能以简单的方式来对待，而应以极认真的严肃分析来研究。于是，我们应该回到本文的第一、第二部分重新加以考查。
A， 群体心理意识与历史进程的关系：
毛泽东出生于一八九三年，在这一百多年里，存在一个明显特征：即古典的中国向近代化（现代化是它的总体概括）转变，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因西方列强卷入中国生活而导致民族主义的崛起。而当中国社会各种力量涌入到这一新兴的民族主义旗帜下时，已经无法按照传统的政权更选方式那样，关起门来进行了。也就是说，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以汉民族相对于满清异族和中华民族相对于西方列强）运动已经汇入了世界历史的文明发展洪流中。这时，很显然的交织状态就是世界近代文明两股潮流：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成了中国民族运动的选择对象。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选择了自由主义，推翻了清朝帝制以后，建立民中华民国。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则选择了社会主义，击败了蒋介石的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仅仅到此作为结论的话，那么还看不出群体心理意识在这场历史进程中的关系作用。因此，我的分析还得接着进行下去。在这场中国内部的历史进程中，一九二四年，是一个转折点，它的转折性在于孙中山向苏俄求援，由此提出了下述三大下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而当时的苏俄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以社会主义为纲领，通过武装起义建立起来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这一转向标志着社会主义运动被引进到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过程中，从而成为另一种选择的中国潮流。
与一九二四年的转折性具有等量齐观的是一九二七年。因为在这一年，国共由联合走向对抗，而恰恰是因为这一次转折，也使得中国共产党彻底转向苏俄，并且彻底以暴力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稍微回顾一下共产党产生于一九二一年的共产党历史，可以发现，尽管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意识形态纲领，但是它的倾向仍然以民主主义为追求目标。而自此以后，则由它独自成为一支领导力量，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这时，它则以社会主义作为自己最后争取的目标。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言，社会主义是继自由主义之后被引进来的一种相对于当时而言属于新兴潮流为什么会出现呢？这就涉及到了群体心理意识这一要素。
世界近代文明是从欧洲突破中世纪教会禁锢而开始的。当时是以自由主义运动为主流向前发展的。其结果就是建立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然而它并不是完美的。代之以兴起的即为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思潮。而这种社会主义的特征就是专制主义以及可怕的单一化者。
这一点，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是这样指出的：“在启蒙运动时代和法国大革命的乐观幻想中就有着大患的萌芽了，即错误地要追求那不可能到达的群众性的人类幸福，随后它就转化为一种占有欲、权势欲以及普遍地为追求生活享受而奋斗。”他的目光是多么敏锐呀！更为敏锐的是，我们今天生活在社会主义运动所结的恶果——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悲剧，也早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就被他体察到了。
这种旧社会纽带的解体并终于创立新的但又是非常强有力的束缚，它将是由那些强有力的人们；那些可怕的单一化者建立起来的。他们会得到军方机构的支持，强迫人民群众再度俯首听命，并放弃自己以往对自由的一切渴望。在他们可悲的日常生活状态下，他们每天奉命清早随鸣鼓而就位，傍晚又随鼓而归。
或许，我们在今天可以指着毛泽东的鼻子骂时，可是在争取中国独立（民族主义）以社会主义作为唯一选择——“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毛泽东语）时，又有多少人表示怀疑呢？
B， 制度化与民族精神的关系。
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具有奠基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会议宣言上，居然会有代表提议增加这样一句话：“在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领导下”。这，使得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具有了制度化的性质，由此使得毛泽东的“作恶现象”也公然带有制度化的特征。
找问题就应该从民族精神上去找。如果说群体心理意识必然要塑造出毛泽东这样一位“领袖”人物来，那么，民族精神则无疑是这种塑造的集体动力。而在中华民族精神中可以发现这样的主体特征：单一化、绝对化、专制化。就象儒术需要皇权来维护它的思想一统地位一样，皇权本身就是要求所有人绝对服从它的统治权力。而与社会主义极权制度相比，它又是显得渺小了。因为皇权是一种家族主义式的统治权力。越到下面，它的权力也就越弱小。所谓天高皇帝远就是这意思。
而毛泽东的制度化的极权则是以一个国家主义形式的党作为统治基础的，党的这张网是无所不包罗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即是：“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而党的领袖，即毛泽东则是领导党的。也就是说：毛泽东是一切的一切。这，确实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精神的本质特征。因此，当这个群体心理意识下的人物目空一切时，这个民族跌入灾难的深渊是不可避免的。
当一场劫难过去，对我们这个民族来说，需要反省的不仅仅是对一个或几个人（即领袖）作为替罪羊加以一次清算就了事了。如果每一个公民都有发言权、都有资格做审判官，那么，曾经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不是再会步入这历史之恶的循环魔圈中。
别了，毛泽东！毛泽东的时代。
愤公执笔， 黑星人整理
并于大年三十的前夜通宵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