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地址，是属于上海的著名红色旅游景点。我曾经在读小学时很崇敬这地方，学校组织也来过几次。不过，现在我却感觉不一样。因为我心中那个“伟大”之情没了，倒是被“新天地”诱惑而去了。

    那么“新天地”又是什么地方呢？那是一个集休闲、健身、娱乐、美食为一体的俱乐部，是一个有钱人去的地方。在那里，房间的温度永远是恒温，每一个中外来者都穿着自带的平脚短裤跑来跑去地锻炼身体。没去过的人第一次去还真有点不习惯。年会员费要一万二千元打底。一杯在外面只卖几元钱的冰红茶，在那里要买一百多元。在那，到处是灯红酒绿、金碧辉煌，美女如云，世界如梦。你会被你眼前的景色迷住，真的以为你的前程也一定会如这锦绣世界一样锦绣?

    或许你会问，这两者毫不相干，扯在一起干嘛？是不相干，但是在淮海中路兴业路的路口，有一个电线杆上就同时挂着这两块醒目的指示牌，指示人不要走错方向。

    于是这样，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红色游客根据指示牌，带着一颗虔诚的心走进了“一大会址”。同样，一批有钱人也远道而来，开开心心地根据指示牌走进“一大会址”旁边的“新天地”。

    向来以“节约闹革命”的老毛若是从棺材里醒来，一定会发怒说：“小子们，当年我冒着杀头危险过来开会，枪杆里面出政权，好容易解放了全中国。没想到你们现在却变修了，居然寻欢作乐来了！好好想一想，这样下去，对得起流血奋斗的我们这一辈人吗？”

    我说这话不是空穴来风。记得十几年前（也就是九二年八月十七日十七点四十分），中央电视一台播放着几位名人谈“改革”节目。其中一位女士干部慷慨激昂地说：“百万大军过长江，解放了中国才有今天，我们怎能让资本主义复辟吗？能让在龙华陵园安息的烈士鲜血白流吗？”（随后的画面是男女声合唱：社会主义好！）

    那时，人们很天真，以为改革使人物质富裕了，精神就一定会贫穷。为了防止人们变修，走小资道路，我记得我的原单位要求每个人要加强思想建设，争做精神文明事业的宣传人。而且，这种班组讨论必须每周定时，定会议记录人。为了鼓励大家的学习热情，参加学习班的人都有奖励，月奖励二元。做进工资里，取名：“文贴”。

    因为此事，还闹过一次笑话。当时我是工资核算员，管着几百个员工的工资。有一次，工资发下去之后，有个刚结婚的小青年吵到办公室里来，责问我为何把他的学习津贴漏掉，因为他回家不好交待。我想我总帐是平的，不可能漏掉。拿着工资条，我帮他一起寻找起来。

    我指着“猪贴”上“8/2”的数字说道：“这不是在吗！”
    他睁大眼睛，不解地问我：“明明是文明班组的‘文贴’，现在怎么改成‘猪贴’了呢？”

    说明一下，八五年，全国物质大幅调整，国家给予每个在职职工八元钱的副食品补贴。因为猪肉的价格涨得最厉害，所以人们习惯称这补贴为“猪贴”。那么我为何要将“文贴”与“猪贴”挤在一个栏目里呢？实在是当月正好发储蓄款，没空格之处可以安放这“文贴”。不得已，我只好将“文贴”与“猪贴”混合在一个窗口里了。

     呜呼！现在人们看见这两块指示牌挂在一起早已见怪不怪了。只有我在此小题大作，大惊小怪。也许这样唱反调不太好。

     再说说我心中那个曾闪闪发光的“二大会址”。
    那天，驱车在延安中路成都北路处遇红灯停下，远远望去，但见路口竖着一块醒目的导向牌，上写：“中共二大”。这里曾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达的寓所，也是“中共二大”的纪念地。我正再一次从我的心坎里掏出“崇敬”，向“二大”掷去。顺便比较着它与我在淮海中路上看到的那块“一大会址”指示牌有何视觉上的区别。

    冷不丁从我左车窗口伸过来一只脏兮兮的手，拿着一个破碗，碗里有十几枚硬币。一个年轻的女人肩背着一个小女孩，探过身子来，露着可怜巴巴眼神对我说道：“先生，给点钱吧！”

    吓我一跳，因为这段路基本上是属于封闭的快车道，不应该有行人出现。我说道：“在这里讨钱危险不危险？”那女的对我的提醒似乎不感兴趣，拉着没表情的脸望着我，好象在说：愿给就给，不愿给就不要说这些废话。

    停顿一会，她见我没有施舍的意思，便一脸愁容地说：“我是从江西老区来的，没饭吃了。你车上那瓶‘可乐’给我孩子喝吧！”

   “可乐”只有半瓶了，自己喝过了再给别人喝不卫生。在前方绿灯亮，车子起动的那一刻，我急忙从压着保险带的衣袋里掏出几元钱扔给那女的。那女的忙送我一句话：“先生一路平安！”

    “江西老区来的！”我一边回味她说的话，一边打开思绪，搜索着之前与一位延安女孩网聊的故事。

    那是一个雨夜，上海的雨夜。雨下着很大，不停地敲着窗帘上的凉罩。我在网海中散步。在一个聊天室里与一位女孩正聊得起劲。我问她是哪里人？她很是自豪地回答我说：“革命圣地延安！”

    延安，这城市对我来说熟悉又不熟悉。我问，你们那里的人生活可好？她告诉我说，城市里的人还可以，城外的就太不行了，年收入只有二千元左右，政府现在的目标就是想让每个人的年收入再增加一千元。

     这时，这女孩送来令我今生今世难忘的一个问题：
   “我是一个从农村来到省城读书的女孩，虽然我看书不是很多，但我喜欢思考，知识让我激起一朵朵思索的浪花。我在想：我们的父辈，还有父辈的上一辈，他们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做了主人。然而，解放（让我用教科书上常说的这个词语）了几十年，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还是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依旧处于穷困的边缘地带。大家不是说新旧社会两重天吗？新中国建立前，‘闹革命的’都做着翻身得解放的好梦。新中国建立后，‘闹革命的’反而丧失了一切好梦，变得清平寡欲起来。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回答说：“依我所见，太多的好梦成为太多的失望，人们自然也就不去想它了。不可否认，政治制度确实是改变了，但你们父辈们思维方式却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还停留在原有的传统模式与近乎封闭的阶层中。”

   “哥哥！”这位女孩这样称呼我说：“哥哥，你说得对！我们的父辈天生就是一群善良的人，等着共产党再一次开展大解放运动，让日子好起来。他们只会机械地接受社会改造，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改造这个社会。他们觉得任何改造社会的念头都是对这个社会制度的一种离经叛道。这是怎样一种行为呢？”

   见此， 我忙在电脑屏幕上打出一行字：“那是一种‘愚忠’行为！”

    延安女孩很激动，说：“是的！在我们幼小的时候，父辈们便把这种对社会一尘不改的‘愚忠’精神牢牢地刻在我们的心坎上，还自以为这就是对党、对政府最崇高的敬爱。父辈们这一生最大的悲剧就是将这种‘愚忠’精神当作一种贞操加以重防，完美地保护起来，一代代相传。”

    闻之，我跟着激动，说：“这是一群没有理智、没有自己性格、靠一种思维方式存在的清教徒。对党和政府的无限热爱，使他们加倍把自己阉割起来，变得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他们自信，总有一天会修道成佛。他们也自信，共产党象太阳，不会让他们饿死的！”

    延安女孩掷过来一个眼睛一眨一眨的符号，说：“他们可是我既敬爱、又可恨的父辈啊！我是一个读过书的人，我不满！我要成为一个叛逆分子；成为一道吹开沉重大门的罡风，让‘愚忠’没有宁静的夜空相伴；也没有苦难的土地可滋长、生存。你说，我这种行为会影响我们‘圣地’的形象吗？”

    好一个有勇气的女孩，就象屠格涅夫作品《门》里的那位少女，选择一种反叛行为独对社会。我不由地说道：“‘反叛’是对现有体制下出现的种种丑陋行为进行一种公开宣战，而不是对制度的最终制定者进行一场推翻重来的挑战，这是一种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延安作为一个革命圣地，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的概念反应，也是中国民主文化运动的摇篮，如果因为这是革命摇篮而包容它的一切过错，那便是一种可悲的选择。‘愚忠’是被灌输出来的，它象火与干柴的接触，不是几桶水就能解决问题的；它也象一把落地有声的剑，闪着一丝阴冷的光亮，让人胆颤心惊。”

    延安女孩仿佛高高地抬起头，说道：“卑鄙是卑鄙的通行证，愚忠就是愚忠者的末路。如果这片土地坚硬无色，那么就用我的灵魂化作一场春雨，滋润大地，与春色共舞。纵然倒下，成为一块被淡冷的无字碑，也要竖在这里。”

    我敬佩，我激情高昂，打出一行热泪盈眶的话：“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孕育了一代新人不可征服；也不可被剥夺的眷恋之爱，在这炽热的火炉里，在这冰冷的铁砧上，因腥风血雨的吹打而变得更加坚强。它不是对祖先的崇拜，不是牺牲的祭坛，不是刻在碣石上的一段誓言，更不是束缚我们灵魂的一道镣链。它象无数小小的野草，牢牢扎根在深厚的土壤上。在瓦墟下，在碾痕上，在镰刀留下的根墩里面，在野火留下的灰烬中不息地生长，用它绿色的音符召唤着春天的到来。”

    延安女孩泪眼盈盈，说：“哥哥，我知道，心灵不是庙门，有香者打开，无进香者关闭。心灵就是一潭明镜的水，为崇高的目标而一汪一汪地流淌。谢谢上海大哥陪了我一晚上，让我心头有些开朗起来。此时，哥哥，你知道吗？窗外，一弯冷月正从山脊上流下来，把宝塔沉重的影子卸在河边，也卸在我的身边。我正向你招手致谢！晚安！”

    是的！如果没有佛光普照，宝塔还是一个普通的宝塔，不会有悲壮与神奇被世人拉开。

    此时，迎财神的日子已过，现在是大年初七晨一点，我不想睡。我想问自己： 一大，二大，我心中的那个“伟大”到哪里去了？

    这个社会，老是忌讳人们议论“伟大”，好象“伟大”就是圣物，碰不得。并且总是担心某些人会有意将“伟大”成就与“尾大”成就混为一谈，以混淆视听。请问：昨天气壮山河的“伟大”今日还能一如既往地高照闪耀吗？中华民族爱着自己的“伟大”历史，但历史的负重不应该这样简单地一笔带过。如同唱尽山歌不是伟大的表现,而只是爱的情感流露之一.

    这，就是一大、二大给我的启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