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萍在清贫的学校宿舍里
《南方周末》（
对此，傅剑锋评论说：“诚然，天使变魔鬼的悲剧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的责任，但我认为，主要责任是那位乡村女教师徐萍自己。因为，她的卖身行为完全是她自愿的，不是别人强迫的。没有谁强迫她做小姐，她只是因为需要更多的钱给弟弟读书，就这样一个原因，就让她义无返顾的卖身了，而当时的她才19岁。年轻不懂事是否是一个原因？对个体生命尊严意识的缺失是否是一个原因？对女性价值的无意识贬损是否又一个原因？最主要的，也是几乎所有论者有意或无意忽视的一个原因是：不管女教师家庭因父亲多病、弟弟上学学费昂贵、工资收入微薄等等，归因于一点就是她非常需要钱，但她家及她都非常贫穷，但这也正是我所要追问的：贫穷难道就是卖身的理由？而且，是唯一的理由？”
傅剑锋此话问得好！徐萍父母有病在身，已经无法通过正常工作赚钱回来。以前贷款买车，因车祸及经营不善欠下一大笔钱。徐萍自己在小学教英语，工资极低不说，每个月还不能按时收到。三个弟弟读书的学杂费（一个在读大学，另一个已考进大学，因付不起学费只好继续再读一年高中，第三个在读高中），由做姐姐的徐萍埋单。徐萍工作没几年，本无积蓄，靠什么埋单？既然埋单的正常渠道看不见，就只好靠非正常手段了。
我们不用急于讨论卖身赚钱供弟弟上学这事对与否，先来看一看徐萍所处的这个社会大背景如何。我想，如果说卖身是灵魂的堕落、道德的沦丧，那么造成徐萍走上这条不归路的首先应该是贫穷，贫穷才是她罪孽滋生的开始，让她独对良知，一生苦涩，无法回首。
根据联合国去年8月25日公布的关于“全球发展不均”报告，现在的世界要比十年前更加不平等。具体而言，世界80%的国内生产总值由发达国家的10亿人口掌控；其余的20%由发展中国家的50亿人口分享。联合国统计还发现，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正常指标范围，即贫富差别已进入不合理的状态。基尼系数是一套预警机制，0。4是它的警戒水位，超过0。4，这个国家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中。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994年就超过了警戒线，2005年达到了0。463。拿北京市来说，最富裕的人口所拥有的财富是最贫穷的20%的人口所拥有的财富的11倍。在发达国家，贫富差别一般在5至6倍之间（资料来源于《凤凰周刊》2005年第28期）
贫富不均、差距越拉越大。富人的财富以几何级在迅猛递增，而弱势群体的人数也在一步步扩大。这无疑是社会机制不合理引发的悲剧，同样也是导致一个贫民女儿道德逆行的原由之一。
再来看看徐萍所处的这个广大农村又是怎样一种情景呢！农民生活艰辛，长期负担着沉重赋税。赋税分配极为粗放，不认贫富一律按全年收入的5%征收，而且既没有对维持生存的那部分收入的豁免，也没有对生产资料的豁免。近一二十年来县乡各级基层政府还在赋税之外层层加码，摊派多如牛毛的费用。而且这种税不是由专门的税务机构征收，而是动用乡镇干部甚至是警察来代劳。无钱交纳的家庭，手持警棍的一拨人就冲到他们家里，强行牵猪牵牛，扛走粮食，公然夺人生产、生存资料（资料来自《上海证券报》
这，既是广大农民的耻辱，同时也是社会的耻辱。徐萍及徐萍一家可以说是生活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于贫困线上，她们一家子拿什么来脱贫（不谈致富）？徐萍无法象城市里的教师那样给学生做家教以赚取小把或大把的外快。城市教育与农村教育有着天壤之别，这是中国现行教育制度重心不一的畸形表现。
现今事实是，比较有限的教育资源都向大城市集中，在大城市中又向极少数的重点学校靠拢。于是这样，高等院校成了富人和权贵的盛宴。教育事业原本负有推进社会公正的使命，现在这事业却种下了朵朵不公正的花卉。城市出身的子弟中拥有本科生和研究生学历的人数分别是农村出身子弟的281倍和323倍，而农民人口又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见
农民的孩子其实也想上大学，但因为贫穷，只能过早地挑起家庭的经济重担，远离高校这所向往的大门。残酷的现实一次次无情地阉割他们想要得到一份知识、想要做一个现代文化人的美梦。
傅剑锋在文章中振振有词地说：“贫穷不是罪恶，但依靠卖身来改变贫穷就是一种罪恶。因为，“万恶淫为首”的古训仍然是多数人的道德戒律；因为，卖身违反国家法律。而这位天使魔鬼女教师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不归路，正如“污水定律”一样，她卖身的污水使她当教师的圣洁之水也变得污浊不堪了。她双面人的形象对孩子也是一种道德的玷污，从她选择卖身的第一天起，她就不配当一个天使了，因为，卖身本身就是对圣洁天使的一种讽刺和嘲弄。”
徐萍卖身养家，卖身耻辱还是贫穷耻辱？拿傅剑锋的观点来说，一个人可以允许因贫穷而失学，可以允许因失学成为无知之人，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允许为改变贫困而卖身，那样会背离道德准则，灵魂败坏、遭众人吐沫。那是罪恶！
罪恶！贫穷才是波德莱尔笔下的《恶之花》。贫穷不但是一个人的耻辱，也是这个人罪恶的开始。正如法国作家雨果在《悲惨世界》扉页上所说：“贫穷使男人撩倒，饥饿使女人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
在中国，小农社会或自然经济社会中，政治、经济、道德三位一体，它的结构关系表现为：道德——政治——经济。道德通常与政治联姻，它的地位高于经济地位。你就是贫穷不堪、饿死病死、无关大节。但你要是出格，那就是对道德的背叛。贫穷可以原谅，失足犯罪也可以原谅，唯一不能原谅的就是你对道德的亵渎，而对道德的亵渎就是对政治的亵渎。中国式的政治决定着中国式的道德是怎样的一张脸谱。
徐萍的遭遇只是中国乡村女教师的一个缩影。我们尽可以用各种语言苛责徐萍人性的堕落，但我们对政治体制中日益增长的危机却视而不见。政治掌控着道德与经济，它才是真正的晴雨表。所以，我们想要痛心疾首解决道德沦丧，首先要解决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贫富不均以及由此滋生的种种耻辱。而要解决经济体制中出现的矛盾又必须先解决政治体制上的危机。唯有这样，大家才能在月光下说风凉话。
最后，我想提一个观点：妓女，这是文明制度下的一种产物。有文明，便有妓女。妓女其实就是一名性工作者。也许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不过，我要想强调的是：越是指责妓女的人，越是表明其并不了解妓女。在人类的文明史册里，妓女有着无法抹去的浓重一笔。
既然说通奸与卖淫是对婚姻的补充，那么它就肯定了通奸与卖淫中的男女在性关系发生的过程中与婚姻中的夫妻在过性生活时差不多。也就是说，通奸，尤其是卖淫中的男女两人并不是一见面，就马上脱裤子，上床，干！而是也如婚姻中的夫妻一般，在过性生活时，有那样一个过程。区别仅仅在于：婚姻中的夫妻性生活，以融入了其日常生活之中了，而卖淫嫖娼中的男女则以发生性关系为“终极目标”。前者在时间上被忽略了，而后者在时间上则被强化了，使得当事人和局外人都特别注重到这一点：卖淫就是发生“性关系”！由此，把妓女毒化了，妖魔化了。所以，当人们在谈起妓女时，就会有一种淫秽不堪，难以启齿的感觉。
接下来，便形成了一种荒谬的行而上学的观点：男女只有在婚姻中发生性关系，才识纯洁的，神圣的，合法的，而在此以外，如在卖淫嫖娼中所发生男女性生活则是肮脏的，下流的，非法的，不道德的，甚至还是一种犯罪！
然而，以我在文章开头所持的观点来衡量上述这种观点，我以为这样一种观点是虚伪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它永远无法阻止卖淫嫖娼如日常生活一般地发生，这是一种虚伪观点的“悲惨世界”。究其深层，便是因为这种观点的短视，它以省事开始，以坏事告终，这同样是我的观点。
没错，人类在制订规矩和法时，确实是以建立男女婚姻制度为轴心的。然而，婚姻的目的却在于控制人口。而人口繁殖的过程，即手段：交配形式，却是婚姻制度所无法控制的，这就为妓女的衍生提供了温床。是的，婚姻是卖淫，通奸之所以会发生就在于有这个最原始的温床。因此，婚姻中的夫妻性关系在其每一次发生时，便已经它的变形体“卖淫与通奸”给予“埋单”了。这便是婚姻原罪。而婚姻从属于文明，因此，这也是文明原罪，这也是我的观点。
以我上述三个观点作结论，便是：有文明，便有妓女！谁否定妓女，便是否定文明本身。我们应当正视妓女，理解妓女，肯定妓女。就像正视文明，理解文明，肯定文明一样。一句话，妓女是合法的。因为它是文明的产物，所以，卖淫也是合法的。它跟文明之间的关系是：一分为二，二合为一。
后语：
之一：
犯罪是一种精神堕落，也是罪恶的一个符号。贫穷会不会导致犯罪？或者说犯罪是不是由贫穷滋生的。带着这样的疑惑我走进了上海提蓝桥监狱。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
之二：
再提供一条线索：
之三：
本文最后一章节的观点由愤
之四：
在我原文中，曾写有这样一段话，因觉得不妥，也就删了。话语如下：
傅剑锋的观点让我想起刘震云在《温故1942》剧本中的一段对话。一九四四年，日本鬼子军队开进河南，当时河南灾情严重，驻守在此的国军却以“抗日爱国”名义把老百姓家里最后一袋口粮抢走，并强行征用农民耕牛以补充运输工具（河南是小麦种植区，耕牛是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老百姓被逼无奈，纷纷组织起来给日军带路去打国军。而小鬼子的回报是发放军粮给当地老百姓。当时有一位记者采访中国军官，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军的横征暴敛。这位军官却回答说：“百姓可以饿死，士兵不能饿死。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如果当兵的都饿死了，那么日本人就会来接管这个国家。”问题来了，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愿饿死当亡国奴呢？同样，现在我要问：是做有道德但无知识、头脑简简单单的农人，还是要做有知识但道德被悔辱的人呢？
: 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