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诞生于
1881年，病死于1936年。如果他能有幸象巴金一样长寿，活上101岁，也就是活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那么对于过早逝世的鲁迅来说，结果会是什么样呢？49年，毛泽东执政之后，中国政治风云变幻太大了，大到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独断独行的地步。鲁迅倘若活在这个草菅人命、生命意识毫无保障的时代，除了自杀，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放弃做人的尊严与权力，充当执政者的舆论工具，沦为帮凶；另一条路是得精神分裂症，或进入精神病医院；或成为世人不可理喻的怪人。
此话如何理解？很简单，毛泽东自49年正式上台，全国“解放”，一党天下。革命形势大好，专政强大无比。在固若金汤的专制体制下，鲁迅若继续保持他前半生的做人风格，即：继续呐喊，绝不彷徨。那么，迎接他的将是无情的暴风骤雨。因为在那个红色暴力年代，任何带有批评色彩的文字都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满的发泄表现；也是知识分子唯我独尊、狂妄自大的灵魂大暴露。专政的目的就是要教育改造他们，让他们彻底放下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臭架子，重新塑造成为一个听党的话、没有自我意识和欲望的人。
以鲁迅独树一帜的性格，自然不会选择自杀，也断然不会成为政治上的帮凶，那么，等待他的只有是第三种命运了：因长期拒绝思想改造，忧郁而得精神分裂症。总之，他的晚年不会象巴金那样幸运，用对权势的忠诚来换取高干病房、高级保健豪华疗养，以谋取长命百岁。
事实就是如此。巴金生命的最后几年，灵魂与肉体早已分离，我们已经看不到一个真实的巴金了。虽然他在晚年一直努力倡导“说真话”的权力，但左拉笔下那种“我控诉”的声音在他身上注定不会体现。49年之前，巴金写过《寒夜》、《激流》等很多影响深远的好作品，之后再没有创作上的生命可言。文革浩劫中，林昭可以为说真话写血衣而死，遇罗克可以为《出身论》献出年轻生命，张志新可以为真理而被残酷割喉，这些都是巴金做不到的。晚年的巴金只有悲壮、无言而又无奈的呻吟记录。
这是悲剧。鲁迅倘若活着同样摆脱不了这种悲剧。在鲁迅后期作品中，很多是无聊的文字，这些东西后来被毛泽东利用且遗害至今，这是他的局限性所在。他居住在租界里，一边享受着治外法权带来的安全，一边高喊着痛打“资本家的 乏走狗”。后期的鲁迅甚至还想搁下最拿手的杂文评论，去写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以此来讴歌毛泽东和他的红军伟大，国民政府与他们军队的无能。难怪《鲁迅传》（王士菁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再版P258）里有这样一段话：“鲁迅在他的晚年曾经一再表示过这样的崇高愿望：做毛泽东的一个‘小兵’。他完全自觉地加入了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列，在斗争中发展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心和毛主席的心是相通的。）”
鲁迅若长寿，在49年之后的日子注定是不会好过的。因为他影响力太大了。他在对中国国民性与民族性的研究要超过身陷战争中的毛泽东。1934年1月，毛泽东为筹备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曾住在江西瑞金金沙洲坝。冯雪峰告诉毛泽东这样一个事实。他说：“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就是你毛泽东。”毛泽东听了此话，表面没说什么，只是哈哈大笑，说：“没想到这个日本人还真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话是对的。”
这话是对的，毛泽东不懂中国民主，拿全国人民的政治命运作为他的“社会主义理论”试验品。中国专制主义的特色就是政治意识决定着这个人一切命运。而且，毛泽东这个人气度很差，不允许别人比他强、胜过他。在57年的一次反右会议上，曾任十九路军总指挥秘书的罗稷南就“假如现在鲁迅还活着”这一话题问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回答说：“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见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
鲁迅真活着，不要天真地以为曾经在上海十里洋场的租界里替中国工农红军说过好话，骂过国民党政府，并写过歌颂文章就没得事了，要整棒槌之下照样不留情面。鲁迅充其量只是一个文人，再出名也没用。在中国。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家副主席刘少奇都能被搞掉，小小的文人算什么东西？再说，骂国民党政府，共产党是给过“卢布”的。
《鲁迅传》中说：“一九三0年九月，上海的文艺界的同志们为了庆祝他的五十寿辰，
试想，鲁迅如果没有接受过“卢布”赞助，他会搞这样一个规模的“庆祝会”吗？“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是乡土政治领袖毛泽东说的一句名言。鲁迅也是完全欣赏这句名言的。在这点上，他们两人可称得上一“君”一“臣”——乡土面孔是他们共同的烙印。
也许鲁迅不该参加“左联”，参加“左联”是他此生的遗憾。那年，李大钊办《新青年》杂志，刊物中政治色彩很浓，语言都是苏维埃口气式的。胡适说它活脱脱就象远东《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是人家的传声筒。鲁迅当即给予反击，他的目的就是让要自己成为《新青年》的有力传声筒。鲁迅的脾气很怪，看不起胡适就瞧不起他的一切言论，还要发动青年学生一起来围剿胡适的思想。他曾经与周扬接触，参加“左联”，以为能够成为盟主。但后来感觉自己被利用了，虽然“左联”五位主将柔石等人被国民党残酷杀害，他义愤填膺，但对“左联”已不抱希望。并认为宣扬苏维埃理论的周扬是“革命工头”、“奴隶总管”，与这些人打交道太极端。
毛泽东曾撰文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说鲁迅是一个“思想家”，其用意就是显示自己是伯乐。几十年之后的今天再来看，说鲁迅是“文学家”可以，说他是“思想家”未免夸大其词。我们知道，一个文学家可以成为伟大之人，但伟大之人未必就是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可以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某种先进思想，但却不能保证所表达的那一切一定具有某种深刻的新思想理论。正如《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不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一样。
通观鲁迅全部作品，没有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贯穿于其中。思想家之所以被人们称为“思想家”，那是因为他（她）是用他（她）严谨的思想体系向世人说话。正如弗洛伊德如果没有自己一整套完善的思想体系支撑着他的学术理论，他所说的“性欲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原动力，一切艺术都是人类性欲升华的结果”这些话都会被人们认为是疯子之语。
从本质上来说，鲁迅的“思想”只是对很多事物的观点以及社会现象充满自己不满的观点和想法。说“伟大的思想者”倒是更确切；或者说是一个“伟大的观点家”。记得
如果鲁迅长寿，那么他的思想可能会因暴风骤雨的考验而变得更加完美起来。他可能会象拆下肋骨当火把点燃的顾准，老婆先离婚后自杀，子女也公开宣布与他断绝关系。从此他形单影只，以啃冷馒头、钻图书馆度日直至去世。也可能会是胡适的结局，其在大陆的儿子宣布与在台湾的父亲胡适断绝父子关系，没出十年，他便在唐山自杀身亡。
鲁迅再怎样伟大，所有文字再怎么灿烂，于中国这个特定社会，也只能死后见掷地有声。就象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在死后三四十年，人们才发现他的文字理论是多么伟大。不过，大家不要高兴太早。鲁迅若死在当代，当代青年人对“政治”不会感兴趣，反而视鲁迅这个“政治人”为怪胎，拒于交友圈子之外。
如果鲁迅长寿，全国各地就不会有很多以“鲁迅”命名的大中小学校出现。鲁迅自然是没想到死后，名字也可以成为专利，不可以随便被占用。象上海虹口区的“溧阳路小学”紧靠“鲁迅故居”，想沾鲁迅之红光，改成“鲁迅第一小学”。这样可以顺理成章地多招一些学生源，计划不错，第一、第二。。。。。。可惜没门！鲁迅家属不同意。
最后，我想说：鲁迅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再伟大也摆脱不了对一国政党的依赖与幻想。在中国，任何想要离开对政党的依赖与控制的人，无疑就是走上自绝于“人民”之路。除非鲁迅不生活在中国大陆，否则他还是不要象巴金那样长寿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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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我对鲁迅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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